本刊记者/杜玮
8月25日，在南开大学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曹雪涛重拾当年创校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南开第届名新生的回答掷地有声。主席台正前方，身着紫色校衫的新生们，摆出学校英文简称“NKU”的造型。两侧看台，“”与“”的字样遥相呼应，昭示着这所名校已迎来了它的第个年头。
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缩影。虽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但在刚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就已与清华、北大齐名。与此同时，一座城市的发展快慢，也与大学息息相关，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南京之于南大，广州之于中大。
张伯苓于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的南开，在历经百年风雨后，也迎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张伯苓与严氏家馆、王氏家馆学生合影。南开要“越难越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中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年，自甲午战争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威海卫被交还给清政府，再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威海卫港经历了“国帜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在海军练习舰“通济号”上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目睹这一幕，大受刺激，由此判定：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自强根源，在于教育。
这一年10月起，他弃武从文，在清廷原贵州学政严修位于天津的家馆教书。年，在家馆的基础上，张、严二人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两年后又创办南开中学。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严修与张伯苓于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
年，严修、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严馆、王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年，学堂迁至城西南“南开洼”新建起的校舍，因地名改成“私立南开中学堂”。年起改成“南开学校”。“南开”校名由此沿用至今。
在任何时候办私立大学，经费都是大问题。南开大学原校史研究室主任、该校历史系级学生梁吉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曾搜集张伯苓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多封信函，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张伯苓为办学求助捐款的内容。梁吉生总结说，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经费来源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地产租金等，其中，社会捐助占了很大比例，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政要。
为筹款，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先后见了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曹锟等人，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5万余银元。南开学子们对此一度颇有微词。张伯苓则答道：“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年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南开大学成立，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学校设文、理、商三科。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在主楼前广场正中树立了周恩来塑像，基座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在南开大学办学过程中，“差钱”始终是个大难题。管理南开学校财务的华午晴与校长秘书伉乃如曾撰有《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其中提到：年，学校收入余银元，支出12.6万银元；年，岁入岁出相抵，亏三万余元，历年累计亏损达12万元；年，岁入10.7万元，岁出16.7万元，亏损6万余元。
张伯苓，这个被外界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对此解释说：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张伯苓称，“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但南开要“越难越开”，要“硬干”“苦干”“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
虽然经费困难，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梁吉生称，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能保持“自由活泼”。张伯苓还提出了“私立为民”的概念，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毓泰，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当时，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大洋的薪水，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大洋。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教师发红包，组织茶话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质地板，配有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教师们晚饭后，可以下象棋、打康乐球、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回各自住处备课、休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与张伯苓尊重老师，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
南开大学初创时的校舍。梁吉生则分析说，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是清朝“遗老遗少”的安乐窝，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休养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称，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跟中国当时的开放（洋务运动、慈禧新政、租界设立）有密切关系。
“土货化”办学
“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这段内容来自年11月，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
将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南开在建立初期，学制源自美国，教师多为留美学生，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一些教授罢教，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
年，南开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年，教务会议通报，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土货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土货化”方针的先行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宗胜说，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就提出了“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华尔街”之称。因以纺织业著名，上海、青岛、天津三地还有“上青天”的说法。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上海有两百家，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但关于物价指数，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斤两、汇率的统一，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一时间，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年，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增设了矿科。年，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量是，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除了作为商业都会，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
商科学生在模拟银行实习。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他回顾说，年代，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从年起，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
南开的应化所是全国高校有据可查的第一家。《南开大学报》称，当年，在给研究所定名时，张伯苓特别强调了“应用”二字。在应化所建立的同时，南开化学工程系也成立并开始招生，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实现“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自给”之人才，也为今后成立工学院做准备。
毕业于南开化学系，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回来的张克忠任应化所所长。当年，应化所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手电反光镜的化验分析、面粉厂锅炉水的软化、草帽厂草帽辫的漂白、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天津利中公司，应化所以远低于所需的费用为其建造了一座日产三万吨的硫酸厂，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年建造完成。
在前期办学基础上，年，张伯苓明确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能化私，“能”则是培养为公服务之能力。南开一出生不久即到达顶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就与北京的北大、清华，上海的复旦，一起被称为“北清复开”。彼时，天津民间有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南开和《大公报》。”
根据年4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津沽大学调整合并为两所大学，调整后的南开大学为综合性大学。年11月26日，院系调整后的南开大学开学典礼。
“知中国、服务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由天津市教育局辅助管理。在年的院系大调整中，南开大学实力最雄厚的工学院，包括化学工程系（含应化所）、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在内，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学，南开由一所文、理、工、商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综合类高校，这在实质上削弱了南开的实力。基于院系调整，天津大学由原址天津西沽迁往七里台，即现在的老校区，南开校园的一部分也让给了天津大学，从此开启了与天大隔墙而居的时期。
虽然化学工程系被分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开的化学学科依然在全国是领军角色。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说，建国初期，国内农业虫害严重，农药研究领域却一片空白，而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南开化学的研究就开始从年之前的无机化工转向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农药化学，“一直抓国家需求，南开的农药其实在中国是开山的地位”。
从年起，除去其间的年~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直至年。他也是继张伯苓之后，又一位对南开影响至深的人物。
杨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南开大学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的李正名回忆说，年，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召开，周恩来主持，杨石先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希望南开能承担国家研制有机农药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先找几个人工作两三年，先不要向国家伸手要钱、要人。你们做了工作，国家自有安排”。杨石先接下了这一委托。他动员了自己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当时已留学归国担任教授的陈天池和陈茹玉，三人每人带一个助手，开始攻关。
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大学。
年，在思源堂东面的几间小平房内，杨石先、陈茹玉等建立起了“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当时没有专用设备，仅有普通大瓷缸，还用木棍搅拌（来使反应产生）”，李正名说，就这样生产出了国内急需的杀虫剂产品，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这一年，包括李正名在内的南开化学系一批青年教师还连续工作40个日夜，帮天津市农药厂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的合成工艺，并交付农药厂投入使用。
在有机磷化学取得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年，南开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下设7个研究室，包括农药研究室、有机磷研究室、有机氟研究室、有机硅研究室等。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机磷研究室，由于实验手段落后，为了防止有机磷化学品中毒，研究人员就在实验室里挂起鸟笼作为监测，一旦小鸟发生异常就马上采取措施。年代，元素所先后研制成功了小麦锈病防治剂——灭锈一号、除草剂一号、杀虫剂有机磷-47等一系列产品。
年代，南开还建起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年，南开大学化学系陈茹玉、何炳林、申泮文、高振衡、陈荣悌5人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堪称大观。年代起至今，李正名又研发出了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除草剂——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
改革开放后，是南开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年，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首批本科生的陈宗胜，考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初入南开，看到校园内因唐山大地震而随处可见的临建棚、主楼倒塌的塔尖，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很快，课堂上老师的风采就让他大开眼界。
年代，是南开经济学领域大师云集的时代，有滕维藻、熊性美、钱荣堃、谷书堂、陈炳富、魏埙等二三十位大家。他们多于年代前后求学、工作于南开，历经二十多年成长，改革开放使他们重新焕发出极大热情。
在陈宗胜看来，“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这一时期南开经济学人们能笑傲江湖的重要原因。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很多人到了深圳后放声大哭，担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
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公司后，还在读博士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单纯和意识形态挂钩，这一说法引发